●2018年以來，全市經濟發展呈現出“穩中向好、穩中有變、穩中促轉”的態勢，總體表現為“降速度、優結構”的特征。
●“三個回落”給重慶經濟帶來了陣痛。沒有經歷真正的陣痛，也就沒有經濟增長動力的真正轉換，經濟增長就無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當前重慶經濟增長的回落，表明重慶正在著力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重慶正走在高質量發展的正確道路上。
重慶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長期大勢來看，重慶正處在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舊動能消退的陣痛期和新動能形成的機遇期。縱觀國內外經濟轉型發展的實踐，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沒有經歷真正的陣痛，也就沒有經濟增長動力的真正轉換。“陣痛期”是經濟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經階段。當前，我們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對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深刻剖析，主動適應新形勢新變化，堅定發展信心，保持政治定力、戰略定力、發展定力，沿著正確的道路砥礪前行。
一、從長期大勢認識重慶經濟形勢——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舊動能消退的陣痛期和新動能形成的機遇期
2018年以來，全市經濟發展呈現出“穩中向好、穩中有變、穩中促轉”的態勢，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總體表現為“降速度、優結構”的特征，具體體現于“三個回落”和“三個明顯上升”。
“三個回落”表現在：一是經濟增速回落。2017年一、二、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速分別為10.7%、10.5%和10.5%，保持在10%以上增長水平。而2018年一、二、三季度分別下降至7.0%、6.5%和6.3%。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回落。2017年1-11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長為10.0%，而2018年1-11月累計增長速度降為7.0%，增速較1-10月下降0.5個百分點。尤其是2018年1－3月降至最低點4.5%。三是工業增加值增速回落。2017年1-11月，工業增加值累計增長9.6%，而2018年1-11月累計增長速度降為0.6%，其中10月和11月工業增加值分別下降2.5%和5.0%。分行業看，1-11月，39個大類行業中有29個行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支柱產業中，汽車制造業下降15.9%，電子制造業增長14.4%，裝備制造業增長1.5%，化工醫藥行業增長4.3%，材料行業增長10.4%，消費品行業增長1.8%，能源工業增長2.4%。
“三個明顯上升”主要因為戰略性新興產能正加速形成。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化水平明顯上升。當前重慶已布局智能終端、集成電路、新型顯示、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裝備、新能源汽車及智能網聯汽車等14個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智能終端領域通過實施OPPO重慶基地、VIVO重慶基地、蘋果可穿戴設備等項目，全國排名前20位的手機品牌中已有8家落戶。集成電路領域通過實施銳迪科集成電路設計、萬國半導體功率半導體器件晶圓及封測、愛思開海力士12英寸半導體封測、超硅半導體級拋光硅片等項目，基本形成了集成電路設計—晶圓制造—封裝測試—零部件配套全產業體系。新型顯示領域通過實施京東方8.5代面板及整機、惠科8.6代面板及整機、康寧玻璃基板、中光電觸控顯示一體化等項目，基本形成了光學材料—玻璃基板—液晶面板—顯示器件全產業體系。物聯網領域通過實施海康威視安防產品基地、恒芯天際信息安全產業基地、全國車聯網監管與服務公共平臺等項目，基本構建起硬件制造—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運維服務等“三位一體”的產業體系。人工智能領域通過實施凱澤科技人臉識別與圖像處理產業園、重慶科大訊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語音云平臺等項目，已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領域初步形成系統解決方案供給能力。智能制造裝備領域通過實施川崎機器人、埃馬克機床等項目，基本構建起完善的智能機器人研發、測試、制造、集成、服務體系。高端交通裝備領域通過實施天驕航空發動機項目，實現了通用航空領域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車及智能網聯汽車領域進入國家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推薦目錄的車型77款，進入國家免征車輛購置稅目錄的新能源汽車車型168款。新材料領域通過實施華峰涪陵化工基地、華鞍鋼寶利汽車板、鑫景特種玻璃、西南鋁低殘余應力航空鋁合金、金世利航空鈦合金等項目，已成為國內重要的MDI、己二酸、氨綸、玻璃纖維及制品等新材料基地。頁巖氣領域涪陵頁巖氣基地已形成100億立方米年產能，單井成本由最初的9000萬元下降至5000萬元，永川、榮昌、綦江等其他區塊頁巖氣勘探開發有序推進。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經濟的貢獻明顯提升。2018年6月，重慶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達到28.8%，比2015年高10.2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對工業增長貢獻率達到37.5%。三是科技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上升。2018年，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5.7%；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7.25件，比2015年提高2.94件。目前，重慶擁有高新技術企業2012家，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24家，市級企業技術中心163家；重慶組建了軌道交通裝備、物聯網技術、智能網聯汽車、機器人等10多個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累計培育科技型企業8024家、高成長性企業202家；建成科技企業孵化器77家、眾創空間307家，其中國家級孵化平臺81家。
對于當前重慶經濟的變化態勢我們必須要辯證看待。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當前重慶經濟發展的這些變化，正是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體現，表明重慶經濟正處于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三個回落”表明舊動能正在消退，這一過程必然帶來陣痛。因此，當前也是重慶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陣痛期”。“三個明顯上升”表明新動能已經積蓄力量并在逐步替換舊產能，這必將給重慶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因此，當前正是重慶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機遇期”。
二、科學認識轉型發展規律——沒有經歷真正的陣痛，也就沒有經濟增長動力的真正轉換，“陣痛期”是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必經階段
“三個回落”給重慶經濟帶來了陣痛。我們是否可以避免這種“陣痛期”呢？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看，其答案都是否定的。“陣痛期”是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必經階段。可以說，沒有經歷真正的陣痛，也就沒有經濟增長動力的真正轉換，經濟增長就無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陣痛期”是由新動能形成的特征所決定的。著名經濟學大師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的創新理論表明，創新就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即“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創新是不斷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結構、創造新的結構。創新是讓過去的固定資產設備和資本投資過時、無效或貶值，通過創新產生大量新的資本來彌補這些貶值和無效。因此新動能形成和創新過程中往往導致投資和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給經濟發展帶來陣痛。
國內外轉型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大多都經歷過增長“陣痛期”。英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經歷過多次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陣痛期”。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歷了長達13年的動能轉換“陣痛期”才從“滯脹”泥潭中走出來。國內以轉型較早的上海為例，上海在2010年開始控制無效投資，著力促進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經歷了兩年多的“陣痛期”，投資增速大幅度下滑，經濟增速也由10%以上降為8%以下。2010年1-2月，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長為21.0%；而到6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長降為-2.0%。1-9月，這一數值降為-8.7%。2010年上海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僅0.3%。2011年，上海連續11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長為負值。2011年全年增長僅0.5%。2012年5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結束負增長歷史。
國內大多數省份正在經歷增長動能轉換的“陣痛期”。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大多數省份都先后開始推動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2012年，全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率為19.0%，2016年降至8.6%；2017年降至7.2%；2018年上半年降至6.0%。從省級層面看，除上海外的其他地區在2012－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都在下降，下降速度最快的前十個省份包括遼寧、新疆、山西、黑龍江、甘肅、寧夏、吉林、福建、青海和河北。特別是，2016年遼寧和新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63.50%和-6.90%；2017年，甘肅和內蒙古分別為-40.3%和-7.2%。
國內外經濟增長動力成功轉型的實踐表明，投資增長走出“U”型格局是度過“陣痛期”的重要標志。投資增長呈現“U”型格局的基本邏輯是，在追求高質量發展進行動能轉換的初期，因控制無效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必然下降。隨著動能轉換的深度推進，新技術、新機器、新產業的發展，帶動了有效投資的增長，從而使投資增速再次提高。上世紀80年代美國投資增長率明顯高于70年代。2012－2017年，只有轉型較早的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不斷增長。2012年，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3.72%，2017年達到7.20%。廣東通過“騰籠換鳥”策略，在全國成為轉型較早的地區。在2012－2017年，投資增速雖然有小幅度下降，但依然處于高位水平。2012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5.20%，2017年達到13.50%。從這一意義上講，加大有效投資是度過“陣痛期”的關鍵之舉。
三、堅持正確的發展道路——保持政治定力、戰略定力和發展定力，沿著正確道路砥礪前行
當前重慶經濟增長的回落，表明重慶正在著力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重慶正走在高質量發展的正確道路上。當前，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引，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大數據智能化為創新發展的路徑，以服務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為落腳點，主動適應新形勢新變化，堅定發展信心，保持政治定力、戰略定力、發展定力，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增強“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深入貫徹總書記對重慶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沿著正確的道路砥礪前行。
一是要堅定高質量發展目標不動搖，不走老路。我們要牢牢把握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重大判斷，把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確定發展思路和制定工作舉措的根本要求，把發展的重心由主要解決“有沒有”向著力解決“好不好”轉變，防止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論英雄，防止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謀求一時一地的增長，防止靠過度舉債保增長的做法，防止搞短期行為。要牢牢把握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戰略目標，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總之，我們要有戰略定力，不能追求“速度激情”，必須深懷“質量情結”，不能走粗放式發展的老路，要在以下四個方面走出新路。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上走出新路，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積極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上走出新路，著力推進鄉村振興，提升城市工作水平，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努力實現城市與鄉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在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上走出新路，更加注重帶頭開放、帶動開放，拓展開放通道，完善開放口岸，優化開放平臺，壯大開放主體；在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上走出新路，在“建”“管”“改”上下功夫，努力把重慶建成山清水秀美麗之地。
二是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不走彎路。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促進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時期，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供給側結構性的。當前，重慶應當抓住主要矛盾，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不能走彎路。以美國為例，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增長的舊動能即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力已經明顯減弱，導致美國實體經濟停滯不前、生產力水平下降。1973年發生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5.3%；197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11.8%。這一時期，美國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下降，企業倒閉、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都創出戰后最高紀錄。與此同時，還出現物價大幅上漲的局面。導致美國陷入“滯脹”的泥潭。1981年，里根政府基于供給學派觀點，從供給側推進改進，通過《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降低個人所得稅率、企業所得稅率、資本利得稅率，增加企業所得稅抵扣；1986年，通過《稅制改革法案》，對稅制結構進行調整，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從70%降至28%；將企業稅由48%降至34%。這些舉措，將微電子技術、生物技術、海洋工程等先進科學技術轉換成新的經濟增長動能，才破除了長達十多年的“滯脹”危機。當前重慶應深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而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發展更多優質企業。要提升產業鏈水平，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要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
三是堅持以大數據智能化為創新發展的路徑不動搖，走出新路。根據今年第三季度GDP初步核算數據，在其他行業增長都處在個位數或者負增長的狀態下，只有大數據智能化產業以30%以上速度增長。這說明大數據智能化產業是當前發展的新方向。當前重慶要充分挖掘大數據智能化商用、政用和民用價值，引領經濟轉型升級，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服務民生社會事業。具體而言，要立足現有優勢和基礎，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智能產業、智能制造、智能化應用“三位一體”發展格局。要著力壯大智能產業規模，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構筑完整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培育經濟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要運用大數據智能化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制造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要運用大數據智能化服務廣大社會民生，推進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文化等，擴大扶貧、就業、交通、生態環境等領域普及應用，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四是堅持以服務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為落腳點不動搖，走共享之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按照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的要求，立足重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實際，對標對表國家和我市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堅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緊扣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新老問題，精準施策、持續用力，持之以恒實施民生工程、辦好民生實事，實施“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便民設施服務”“文化體育惠民”項目，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李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