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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犧牲在重慶渣滓洞、白公館兩座監(jiān)獄的共產(chǎn)黨員們，通過脫險同志向黨提出了一份意見和建議。他們總結歷史經(jīng)驗，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黨：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意見”共八條，也稱“獄中八條”：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jīng)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

八、懲辦叛徒特務。

這個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獄中八條”至今仍然有著巨大的震撼力。

烈士們犧性前叮嚀可能活著出去的同志，把他們最后的囑托報告給黨，羅廣斌完成了這個重托。

1948年9月，共產(chǎn)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隨后被關進渣滓洞監(jiān)獄樓上七室。樓七室是隔離室，專關態(tài)度“頑固”、不守監(jiān)規(guī)的犯人，管理更加嚴格，平時不準放風。

樓七室里有一位羅廣斌認識的囚犯張國維(1939年入黨，被捕前任重慶沙磁區(qū)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務看守不注意，兩人悄悄交談。張國維十分冷靜地分析羅廣斌的情況。

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基于此，張國維估計羅廣斌最有可能活著出去，他叮囑羅廣斌要注意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jīng)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

從此，羅廣斌肩負著這項特殊任務，做了一個有心人。

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即江竹筠)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性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監(jiān)獄各囚室的難友紛紛采用各種形式慰問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后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先后分情況進行了討論。這對提高獄中同志的斗爭意志和思想認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在這里，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鈜(他的入黨介紹人，被捕前任沙磁區(qū)學運特支書記)、王樸(被捕前任重慶北區(qū)工委委員)、陳然(被捕前任《挺進報》特支委員)等進一步結成生死患難之交，進行過多次深入的討論。

就在“1127”大屠殺那天子夜，當渣滓洞的屠殺火焰還在燃燒之際，在白公館的羅廣斌帶領尚未被殺的十多位難友，乘敵人疏于看守之機，冒死突圍，沖出牢籠，蟄伏鄉(xiāng)間，三天之后迎來重慶解放。羅廣斌終于活著出來，得以向黨報告烈士們的最后囑托。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1日成立“脫險同志聯(lián)絡處”，接待從各個監(jiān)獄脫險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1127”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

為了執(zhí)行難友們的囑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鋪上奮筆疾書，追記和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到12月25日，即大屠殺后的第28天，重慶解放后的第25天，羅廣斌的這份名為《重慶黨組織破壞經(jīng)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寫成，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這份報告為七個部分，現(xiàn)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個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報告比較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地下斗爭、監(jiān)獄斗爭的艱難歷程、《挺進報》事件引發(fā)的大破壞帶來的慘痛教訓和烈士們的崇高精神風貌。

第七部分即“獄中意見”八條，約3000多字，是《報告》的核心部分。面對敵人的屠刀，獄中的共產(chǎn)黨員們爭取活著，準備死去，滿懷豪情，慷慨溦昂，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時，沉著冷靜，作深層次的理性思考，著重從黨的工作自身找問題。這是一群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披瀝赤忱傾訴的真知灼見。在烈火與熱血中，烈士們得到永生；在烈火與熱血中，“獄中意見”八條也得以產(chǎn)生。獄中同志認為：少數(shù)領導干部腐化是造成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兇禍首劉國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從內部來破壞黨。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黨的自身建設中最重要的是領導班子的建設；在領導班子的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是獄中同志們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訓。

1948年由《挺進報》事件帶來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主要是由于幾個主要領導干部相繼叛變，才造成一度難以遏止的破壞勢頭。叛徒人數(shù)很少，只占被捕人數(shù)的5％，但是影響極壞，破壞性極大。

《報告》著重揭露了幾個叛徒的內心世界和蛻變規(guī)律，久遠地警示革命后來人。例如，大破壞的元兇禍首劉國定，重慶秘密學聯(lián)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38年入黨，先后擔任巴縣縣委書記，巴縣中心縣委宣傳部長，重慶市委副書記、川東特別區(qū)臨工委委員、重慶市工委書記。此人工于心計，城府甚深，察言觀色，能言善辯，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鋒頭頗健，在建立和發(fā)展黨的組織工作中也發(fā)揮過積極作用，受到同志們的好評和領導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個人至上主義者。他叛變后出賣了多位共產(chǎn)黨員，因此受到軍統(tǒng)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嘉獎和接見，并正式升為上校。

“獄中意見”還提出領導機構(領導班子)存在的問題。獄中同志認為，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在武裝起義中犧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發(fā)現(xiàn)劉國定的生活作風問題后，卻拿他沒有辦法，投鼠忌器，于是遷就。王璞無可奈何，只好買一套《三國演義》，回鄉(xiāng)看小說，生悶氣。

“獄中意見”尖銳地指出，這種軟弱無能、聽任自流也是領導機構的一種腐敗。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除了幾個叛徒個人品質上的問題以外，還由于在地下環(huán)境中，長期隱蔽，相對平靜安全，缺乏激烈斗爭的鍛煉，少數(shù)人脫離黨和黨員的監(jiān)督，容易滋長消極和腐化。